是因為鄭韓血仇,所以秉持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對韓強硬,對魏逢迎。
魏國樂於如此,魏國也不希望韓國做大,巴不得鄭國整天和韓國打仗。
駟子陽的黨羽們統治的法理權,也正是依靠鄭韓公族的血仇,誰反對對韓開戰誰就是叛逆,以此保持着鄭國高壓之下的團結。
而駟子陽當年為了結好魏國借魏之力削楚韓、收容楚王子定逃亡的事,使得鄭楚之間的關係十分不好。
駟子陽是有雄心的,可錯就錯在高估了鄭國的國力:的確,鄭國算是變法比較早的國家,依靠着變法初期的民眾歸心,很是以小博大,暴打了幾次韓國。
但隨着各國都開始變法,因為先變法而高出的國力很快被拉平反超,鄭國算不得自取滅亡,只能算是亂世之下的拼死一搏,只是搏輸了而已。
當年要是趁着魏楚之戰,韓國出兵楚國攻打魯陽的時機一舉攻下韓國國都,未必就沒有轉機,而且駟子陽也可以藉此「報仇」之功,徹底擊敗七穆的其餘六家,徹底把持鄭國國政。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當年鄭國突襲韓國,圍困韓都,韓侯死,魏擊攻適守衛的魯陽牛闌不下,不得不退兵,使得墨家揚名,鄭國卻無端地又多了一個逼死韓侯的仇恨。
現在負黍又叛逃歸韓,韓國在潁水有了橋頭堡,只要韓國願意,兩日急行軍就能抵達鄭國首都。
畢竟從登封去新鄭,也就短短不到百里的距離。
宋國和鄭國算得上是同病相憐,祖上都曾闊過,如今都被大國夾在其間,宋國政變的消息傳來之後,鄭國是最緊張的一個。
不是緊張於宋國政變的結果,也不緊張那些平等自由的思潮的傳播,鄭國的執政者緊張的是魏韓關係的再度緩和。
每一次魏國需要韓國幫助的時候,都會用鄭國的國土當做獎勵,這不是一年兩年了,一直如此。
楚國一強大,魏國就需要韓國幫忙,就會允許韓國攻打鄭國獲取利益。當年駟子陽是琢磨着一勞永逸,接納王子定,分裂楚國,拉魏國結盟一起抗楚,將楚國削弱後便可以讓魏韓矛盾激化,從而在大國矛盾中搖擺壯大。
可不曾想楚國這幾年無力北進,又多出來一個泗上,使得魏韓再一次需要面對一個強敵。
天下間多有傳聞,這一次魏楚韓將會幹涉宋國,一同出兵維護封建制度,撲滅國人暴動的火苗,這就是鄭國緊張的原因:魏國只怕這一次又要拿鄭國的肉誘惑韓國合作。
故而當泗上的使節來到鄭國的時候,鄭國就像是將要溺死之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用前所未有的隆重儀式歡迎了泗上的使節。
駟子陽餘黨如今把持着鄭國的國政,泗上對於駟子陽的變法是站在歷史局限性的角度上有過足夠的表揚的,而且鄧析學派的不少人在泗上,也使得泗上和鄭國的關係不是太差。
這一次來到鄭國的使節中,便有一個鄧析學派的再傳弟子,雖然後來入了墨家。
鄧析學派是名家,名家的集大成者惠施如今還是一個在商丘城中上學的小毛孩子,名家和墨家的分歧在政治上不大,主要分歧也就是在一些辯術上。
更多的時候,名家和墨家在辯術上的分歧更像是「槓精之爭」,譬如體積和面積之爭;相對高度和絕對高度之爭種種。
只不過後期名家陷入了相對主義的謬誤之中: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相對的對錯,世間的一切都是不斷變化的,所以沒有絕對的真理——這種學說自身的定義就是矛盾的,假使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那麼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這個觀點本身是不是真理呢?
鄧析當年在鄭國翻天覆地,用一張律師之嘴,愣生生地扭轉了鄭國的官方法律,其詭辯術之強也算是天下無雙了,這詭辯術流傳下來後逐漸被墨家的「辯術體系」給同化,使得辯論邏輯成型,不再使辯論陷入雞同鴨講的情況,這也逐漸吸收消化了一部分鄧析學派的再傳弟子。
鄧析學派的再傳弟子帶藝投泗上後,大部分在公檢法部門工作,也有少部分在外交系統。
舊地重遊,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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